哲理文章
看你所看,想你所想

王学泰:一文道尽“皇帝”

  来源:作者着《发现另一个中国》,原题《说皇帝》

  明代有个笑话,说某文士去世以后,到阎王爷那里报到。这位文士活着的时候逢迎拍马,时号全能。来到阎王殿前,不由自主地便大拍阎王的马屁,果然阎王爷很高兴,对他说:“你想托生到什么地方?提出要求,我尽量满足你!”

  文士说:“希望生在大富大贵之家,人间的福份都要享尽,要有娇妻美妾和无数的金银财宝,要高官得做,骏马得骑,要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要得到所有人的崇拜和喜爱——”

  他还没有说完就被阎王爷打住了,“别说了,要有那么好的地方我还去呢,就轮不到你了!”

  这个笑话意在告诉人们,世间都是有缺欠的,十全十美是不存在的。这虽是个世俗的笑话,但却有点哲学意味,只是小民未必理解。在小民的心目中,皇帝的位置和生活不就十全十美了吗?虽然很早就有亡国之君悲鸣:“愿世世代代勿生于帝王之家!”可是这些早被那些极度张扬的皇威掩盖了,用北京的一句俗话说,人们总是看见贼吃香喝辣,看不见贼挨打。在人们心目中,皇帝是人间富贵的极致,是精神领域的巅峰,是能够解决人间一切问题的全能人物。天下的幸福之门都在向着皇帝开放,但皇帝的位置又不是不可企及的。因此对于皇帝,老百姓是又羡慕,又觊觎,又崇拜的。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,还是有散不开的皇帝情结。

  一、皇帝情结

  “情结”是个心理学的名词,是指一件事人们老摆脱不了,总是念兹在兹,不释于怀。皇帝在中国消灭快一百年了,但人们说起话来,办起事来,总免不了还有种皇帝的阴魂在四周闪烁的感觉。电视、电影、文学作品成为各种各样的皇帝汇聚之地,毛泽东1965年批评文化部是“帝王将相部”,那是冤枉的,那时文艺作品没有多少写皇帝的,而且说到皇帝时态度都不是很恭敬的。如果把毛的这个话移来说现在,是不是有点像?但这些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,看到荧屏上奴才高耸肥臀、五体投地,向皇上礼敬时,观众早就以为理当如此。连我家的小孩看皇帝戏入了迷,在纸条上写了“太和殿”、“养心殿”、“御膳房”等字样,贴在几间的房门上。皇帝也深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,无所不在的各种广告,左一个宫廷秘方,右一个皇帝御用。当然这些多是欺骗,自不必说,但从广告的背后可以看到国人对皇帝垂涎三尺的形象。在广告的设计者看来,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想过皇帝一样的生活!

  清末章太炎先生,特别讨厌康有为。两人在政治上一个是革命派,一个是保皇派;在学术上,一个是古文经学派,一个是今文经学派。有一次章批评康说,有人说康有为想当皇帝,名字叫“有为”(大有为之意)就是证据;我看这没什么,皇帝谁都想当,可恶的是他想做圣人,古往今来圣人只有一个,康有为不是太狂妄了吗!

  想做皇帝的例子太多了,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宣称想做皇帝的,就是楚霸王项羽。当他看到秦始皇的车队,看到得意洋洋的秦始皇时,不由得激愤说“彼可取而代之”。与项羽差不多同时,刘邦也见了秦始皇的车队,他也激发了同样的想法,不过他脱口而出的是“大丈夫当如此也”,透露出其人格的卑琐。这种“皇帝迷”可以说是充斥中国二十四史中。清末民初的学者张相文,写了一本《帝贼谱》,本着中国“成王败寇”的传统,统计历代打天下的“帝”(成功的贼)和“贼”(不成功的帝)共有七百余人。可见想做皇帝者,“天下滔滔皆是也”。

  不仅古代有,现今也不少。前几年出版的《中国底层访谈录》中,也写了一个关在狱中的“皇帝”曾应龙。这个人想“做皇帝”,犯了颠覆罪、反革命罪,政府念其愚,只判他无期徒刑。虽然他因性格乐观、服从管理,警察、犯人都对他印象不错,但是他的“做皇帝”的思想意识没有什么改变,仍然自称“真龙天子”,张口“朕”,闭口“口谕”,说自己的过去是“顺应天命,回乡登基”,建国“大有”,可笑又可悲。我也亲眼见过几个“皇帝”,1975年身陷囹圄,所在中队为反革命中队,其中就有两三个“皇上”,其经历都很可笑。有个知青还是个高中生,在生产队中任赤脚医生,学习、劳动都很认真。其房东,过去可能是个神婆,说他将来“贵不可言”,有当皇帝的命,并把女儿许配给他当皇后,为他配备了丞相、将军之类的官员。后来“一打三反”运动中被揪了出来,定为“反革命集团”,神婆被判了无期徒刑,知青被判20年。这还是从平原地区出的“皇帝案”,虽然荒唐,但还都有正常思维能力。那些山沟里出的“山皇上”似乎有智力障碍,连自己的事情都说不清楚,还在做皇帝梦。

  二、老百姓眼中的皇帝

  1 幸福的源泉

  我们说的“皇帝情结”,不单纯是说人人都想当皇帝,而且也指人们对皇帝的迷信,特别是对“好皇帝”的迷信,认为只要出了“真龙天子”(凡能够通过“打”而挣来的皇帝,都被老百姓视为“真龙天子”),苦难就会一扫而光。不用说古代,就是现今,许多人心中也还有个“好皇帝”的情结,荧屏上的大多数“皇帝戏”都是阐释这个道理的。这种思想的中心就是皇上多是好的,什么事情都是被下边人弄坏了。不论是“戏说”的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,还是冒充正剧的《雍正王朝》,都是讲皇帝全能的。一切社会问题,冤案、错案、假案,只要皇帝来了都可以昭雪,都可改正,正义从此大白于天下,我们就安静地等着吧。即使是犯了罪,只要皇帝高兴,也会被一风吹掉。鲁迅小说《风波》中写到宣统复辟,七斤嫂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,“又要皇恩大赦了吧!”人们总把皇帝看成人间好事的源泉,怎么能不欢迎皇帝呢?直到如今,这种观念仍然顽固地存在着,例如困难时期,一些中央大员到各地调查,有位到了陕北探访民众,老乡握着他的手流着泪说:“是不是朝里出了奸臣了?要不怎么搞成这个样子?”听说毛主席听了这话也很感动。其他如“歪嘴和尚念错经”之类,议论的背后都是皇帝情结。

  2 金口玉言

  在老百姓眼中,皇帝权力是至高无上的,他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。老百姓认为皇帝说的都是“金口玉言”,只要说了就要实现,也就会实现。阿Q把“金口玉言”通俗化了:“我要什么就是什么,我喜欢谁就是谁!”这当然包含有皇帝说话应该负责的一面,说话要算数,所谓“君无戏言”,许多戏曲中的情节就都是利用“君无戏言”这个台词把一些荒诞情节合理化。豫剧《杨八姐游春》中,皇帝看上了天波府的杨八姐,非要娶她。这在封建时代是绝对不能拒绝的,杨八姐当然不愿意,她不能直接反抗,而是提出皇帝须满足她在嫁妆方面的要求,否则她不嫁。皇帝心想我富有天下,什么没有?就说,你要的嫁妆如果我拿不出,就不娶你。杨八姐说“君无戏言”,于是击掌为誓。杨八姐要的是“一两星星二两月,三两清风四两云”,皇帝傻眼了,拿不出来,于是“君无戏言”,娶杨八姐的事只好作罢。这是通俗艺人的想像,但也真有形诸史实的,如初周成王(当时他还是个小孩子)做游戏,用梧桐树的叶子为信物封其弟为诸侯,周公马上祝贺成王,于是一个玩笑使得这个小弟弟成为晋地(春秋时代的晋国)的第一代诸侯。

  由于皇帝无戏言,在现实中又做不到,那么就会有鬼神来帮忙,因此武则天可以在冬天令百花盛开(见《镜花缘》);北宋末年康王赵构(南宋的高宗皇帝)逃避金人的追杀,跑到一个庙中,后面追兵已至,结果他骑上神像前的泥马,飞渡长江;朱元璋小时候与群童一起为地主放牛,朱元璋带头把牛杀了,大家分食,把牛尾巴插到山坡上,说牛钻山了。地主来要牛,朱元璋指着牛尾巴说钻山了,地主当然不信,用手一拽尾巴,尾巴牢牢地根本拽不动,因为天子发了话(尽管朱元璋以后才做到皇帝,但他生下来就是真龙天子,有了皇帝的身份),土地爷、山神爷都要在地下拽住牛尾巴不使其出来。这些虽然都是小说家言,或民间的传说,但天子的威力和老百姓对于天子的理解都显示出来了。像这样“上管天,下管地,中间管空气”的无所不在的绝对权力,老百姓只想用它来打击自己所厌恶的力量,别对自己,如果针对自己又怎么办呢?老百姓也想到了对皇帝的权力加以限制。

  3 红嘴绿鹦哥

  别以为老百姓“愚昧”,老百姓也曾经想过如何使得皇帝不由着性子乱来,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如何“管理”和“监督”皇帝。

  鲁迅讲过一个故事,幼时,他家仆妇说:“皇帝是很可怕的。他坐在龙椅上,一不高兴,就要杀人;不容易对付的。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,倘是不容易办到的,他吃了又要,一时办不到;——比如他冬天想到瓜,秋天要吃桃子,办不到,他就生气,杀人了。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菠菜,一要就有,毫不为难。但是倘说是菠菜,他又要生气的,因为这是便宜货,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菠菜,另外起了一个名字,叫做‘红嘴绿鹦哥’。”(《谈皇帝》)鲁迅先生说这是从皇帝那里学来的,皇帝有“愚民政策”,老百姓也自有其“愚君政策”。老百姓天真地设想,如果把皇帝训练成为专心吃“红嘴绿鹦哥”的痴呆症患者,天下就会太平了。皇帝成了傻子,不作为了,还有什么用?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想法,希望皇帝受自己的愚弄的同时,还保持可以“随便杀人”的能力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。这是既取其利又避其害,“又要马儿跑,又要马儿不吃草”,世间哪有那么便宜事!这终于是幻想。

  4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

  “红嘴绿鹦哥”只是天真的幻想,阿Q得意洋洋所唱的“我手执钢鞭将你打”,就透露出用强力制约皇帝的信息。这句唱词是《龙虎斗》中郑子明唱的,他是与赵匡胤一起打天下的,后来看到赵匡胤是非不分,不顾念功臣,所以郑子明发了怒要打赵匡胤,赵匡胤只好屈服。这是古代通俗文学作品中臣民监督皇帝的一个范式。那就是靠掌握大权的贤臣,而且这位贤臣手中掌握着先皇或皇帝的母亲、祖母亲赐的一个权力的象征,这个象征或是尚方宝剑,或是金鞭、金锏。这位贤臣掌握了这个权力,在皇帝胡闹、不顾及国家和百姓的时候,他可以用这个超级“权力”来“上打昏君,下打奸臣”,从而保证国家的长远利益。这个发明是属于江湖艺人的,似乎有点“二权分立”的意味。说明古代老百姓也懂得:“权”只能靠“权”,而且是对立的“权”来监督、制约。

  在许多小说和戏曲作品中,江湖艺人运用这个模式处理故事中发生的矛盾,要限制皇权,以保证故事有个大团圆的结局。例如东汉的马武对汉光武帝;《说唐》中的程咬金、尉迟敬德对唐太宗;《杨家将》中的八贤王对宋真宗;《狸猫换太子》中的包拯对宋仁宗,等等。包拯所执掌的钢鞭还没有敢打皇帝,打的是“龙袍”,只是“臣打君”的一个象征。这种监督是诉诸武力的,在舞台上正直的臣子高举钢鞭,吓得皇帝浑身颤抖,满台乱跑,很解气,可惜不是事实,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。中国历史上的“二权分立”只有过一次,即周厉王之后、周宣王之前的周召“共和”,共14年(当然也有争议)。但这种幻想有一更高权力来制约皇帝的想法,并非空穴来风,这就是宗法制度下“家法”在最高政治层次上的表现。自汉代以来,舆论强调“以孝治天下”,王朝统治者注重祖宗家法,以为天下榜样,因此开国君主的做法对一个朝代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。人们在批评当今皇帝的作为时,经常抬出“祖制”如何如何。江湖艺人们把“祖制”具体化为一个象征物,并赐给一个贤臣,以保证故事的大团圆结局,以安慰受众。不过这也反映了江湖艺人还是相信力量在监督中的作用。

  三、儒生们的思考

  1 君王权力的来源

  先秦的学者对于君王、君主的存在及其权力的来源都作过思考。商周以来,认为君王受命于天,其所分封的各种诸侯的权力来源于天子,天子以及各诸侯国的君主都应该无条件地受到上天的监督。自春秋以来,民的力量和利益逐渐被发现,孔子在这方面起了很大推动作用,他所开创的儒家对民生也比较关注。孟子是很爱谈“民”的问题的思想家,他特别明确地指出 ,“ 天”的实质应该是“民”。孟子用《泰誓》中“天听自我民听,天视自我民视”,来阐述民本思想。他认为“民”至少应该是“天”的中介,如果再进一步,那就是天为了民,才“作之君,作之师”,君王、国家都是为人民而存在的。荀子用更清楚的语言说:“天之生民,非为君也;天之立君,以为民也。”(《荀子·大略》)不仅在政治运作中老百姓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而且君主权力是来源于民的,没有民,要“君”和国家何用?这是中国古代关于人民与统治者关系的思考中最进步的认识。即使到了明末批判君权最严厉的黄宗羲、唐甄(唐甚至认为“自秦以来,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”)的理论,仍然不能从民心的向背转化出权力在民的思想,从而得出“君”应该来源于“民”的结论。“天”这个概念阻碍了“民生君”这种理论的出现,当然也更不会产生来源于“民”的“君”应该通过一人一票产生的思想。

  2 汤武革命

  既然是为 了老百姓而设立“君”,那么其自然的延伸是:如果“君”不能自觉地与民众在一起,甘苦与共,像父母一样爱护百姓,反而虐待民众,残贼百姓(伤害仁谓之贼,伤害义谓之残),为上天所不容,这样就自动失去了作为君王的资格。有德之君,得到上天的眷顾,可以“革”残贼之君的“命”。孟子指出纣王不行仁义,可谓“残贼”,他被周武王推翻是合乎正义的,因为“残贼之人,谓之一夫;闻诛一夫纣矣,未闻弑君也”。荀子更进一步说:“臣或弑其君,下或杀其上,粥(鬻)其城,倍(背)其节,而不死其事者,无它故焉,人主自取之也。”(《荀子·富国》)这已经有点鼓励人们背叛和“革”君主“命”的意味了。儒家强调“为民立君”,他们警诫君王不要胡来,不要过度压迫剥削人民,否则就会失去一切。

  《易传》中说“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”,这种思想应该是先秦儒家各派的共识,而且通过荀孟得到张扬,并在当时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呼应,并以此震慑君主和提高士人的自觉意识。战国时期策士们对于君主朝秦暮楚的态度(与春秋时代大有区别),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君主的神圣性在人们心目中的消失,再加上孟子所强调的圣人与民同类,宣扬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,这些提高了人的自我意识。因此,在距离孟子还不算远的秦末(孟子去世之年距秦末约百年),项羽、刘邦,乃至为人佣耕的陈涉,在这种氛围熏陶下,都觉得“革”当代天子的“命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,做皇帝的味道自己尝试一下,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。这种宣扬“汤武革命”的正当性,并对当代统治者形成震慑的思想意识,在儒家看来是对君主最有威慑力的,皇帝最害怕的莫过于下台,所以战国中期以后,儒家用这个道理来警诫各国君主,使他们的行为有所节制。

  这种“革命意识”也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可是到了汉代,它不仅没有进一步发扬、发展成制约皇帝胡作非为的系统思想,反而逐渐被消解了。学者们越来越少讨论这个问题了。

  3 食肉不食马肝,不为不知味

  秦统一天下后,秦始皇是打算从自己起一世、二世、千世万世地做下去,成为万世一系的,绝没有想到它二世而亡!刘邦入关与关中父老相约,废除秦苛法,“约法三章”,可是后来还有“族诛”,还有“挟书律”,说明大部分秦法还是没有废除。汉初楚文化替代了秦文化,诞生于楚的黄老思想成了统治思想,黄老是法家思想的基础(《史记》把老庄、申、韩安排在一个传中不是偶然的),道家与法家是有一致之处的。

  汉代有过一次着名的学术争论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为汉景帝时的“齐诗学”博士辕固生作的传中,记录了他与信奉黄老之学的学者黄生之间的一场争论。黄生提出,商代的开国之君汤与周代的开国之君武王,并非是受上天之命才能建立新朝的,而是凭借武力打天下的;他们都是弑君的逆臣。辕固生不同意,他说,夏桀、殷纣虐待人民、扰乱天下,天下的百姓之心都归向了商汤和武王,汤武代表天下人民的共同的心愿来讨伐夏桀、殷纣,桀纣之民不为桀纣所使,而归向了汤武,汤武不得已而称王,这不是受天命又是什么呢?黄生反驳他说,帽子再旧也要戴在头上;鞋子再新,也要穿在脚上。为什么要这样?因为要有上下之分。桀纣二君虽然失去了为君之道,但他们仍然还是君王啊!汤武就说是圣人吧,他们也是桀纣的臣下啊!君主有失德的行为,作为臣下的汤武不能在朝廷上以正确的言论矫正君王的错误,使他回归正确,反而借着其所犯的错误,起兵诛杀他,并取而代之,自己做天子,这不是臣子所应为的。

  不能说黄生的话没有一点道理,但用一句俗语来形容,这是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,那些昏君暴君允许你说话吗?殷纣王时期杀了多少劝谏他的大臣!不过黄生这种议论不仅倚仗着信奉黄老之学的后台窦太后,也是用以影射当今,以争取汉景帝的支持。辕固生有点说不过黄生,就直接联系汉代的发迹史了:如果按照你黄生的道理去推理,那么我们的高祖刘邦取代暴秦是不是错误的呢?这个问题的提出真是一个两难选择。肯定或否定“汤武革命”,变成了或者是倡导人们敢于反对当今,或者是否定过去打天下时的理据(这有些令人想起前几年李泽厚倡导“告别革命”时所遇到的尴尬处境)。这个“两难”命题,以旁观仲裁的汉景帝看得最清楚,他说:“食肉不食马肝,不为不知味;言学者无言‘汤武受命’,不为愚。”这个“仲裁”很技巧:学者不用争论这个问题了,不争论照样承认你们有学问,一样评职称。但作为千古良史的司马迁最后写上了一笔:“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。”这个惟一一项还能对皇帝有点震慑力的儒家思想,从此就很少有人讨论了。

  后世主变的今文经学派认为,儒家的精华就在于讲“汤武革命”,讲“受命放杀”,这些断绝了,其精华便失之大半(蒙文通的意见),皇帝的权威就没有能够制约的了。儒家越来越为现存的秩序辩护,这是不符合先秦原始儒家的思想面貌的。我想如果就“汤武革命”这个问题本身来说,似乎没有什么玄妙的,只是个历史事实。但如果深入探讨这个命题,就会引申出如何建立预防机制和限制皇权的问题。不许讨论和争论,自然也谈不到发展出制度机制了。“道统”在“治统”面前再也神奇不起来了。

  4 左手管住右手

  从理论上说,还是有许多机制可以监督、限制皇帝的。首先是要受到上天的监督,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嘛,当然要受到父亲的监督。然而“天何言哉”,天只能以出现灾害的方式示警,这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被弄成一个系统,也就是“天谴说”。人间施政的错误会在天灾人祸中表现出来,所谓“美事召美类,恶事召恶类……帝王之将兴也,其美祥亦先见;其将亡也,妖孽亦先见”(《春秋繁露·同类相动》)。但这是模糊的,往往是无针对性的。所以不能算是有效监督。

  另外还要受到“道统”的监督,道统和治统之间原本是存在一些张力的。汉代有些憨直的儒生以荷担道统自命,指斥皇帝,甚至认为皇帝已经不能代表天命,劝他下台,但最后皇帝没下台,儒生自己先没了脑袋。这种憨直儒者后世就很少见了。有些儒者把“圣人”的高帽给当今皇帝戴上,曲学阿世。皇帝成为道统的代表,治统和道统合一,使道统的监督作用流于徒具虚名。难道自己能监督自己?仿佛小偷左手要偷东西,右手不让他偷?皇帝头顶上“圣人”的高帽,等于占据了政治道德的制高点,变得更不能批评了。你一批评皇帝的错误,不仅不是批评错误,而且也不是批评皇帝了,而是批评至高无上的道统了。你把皇帝捧上神坛,自己匍匐在皇帝面前,在制高点上的皇帝就时刻可以用你交出的道统来打击你。

  其次还有左右“言官”(即古代政权建构中的监督制度)、史官的监督。这是在皇权专制主义建立时就设计好了。周代就有“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”之说,而且史官所记有其褒贬含意在其中,这一点到孔子作《春秋》而集大成,是用客观的记载和善恶是非的评价来实施监督。后来的历代王朝里都有“言官”,如御史、谏议大夫、拾遗补阙等,都是法定的具有监督皇帝职责的。可是这种监督职责一面对皇帝的绝对权力,往往是软弱无力的。专制者握有无限的权力,那些有责任感的言官,送命者不知凡几。

  “记言记事”的皇帝“实录”也可以改来改去。清代康熙末年的《实录》就被雍正改得一塌糊涂,为的是掩盖其谋篡的真相。后世的史官也很少有像春秋时代董狐那样的直笔了,董狐宁肯死,也要记载真实的历史,后代史官惟上意是承(即使有董狐那样的史官,也是被杀了,而且后世不得闻知)。这些监督充其量也只是软监督。有的史学家认为,这些监督制度不过是专制主义的补充,甚至变成对专制主义的赞美机制。

  四、好皇帝,坏皇帝

  1 贤者固若是苦耶!

  皇帝有那么大权力,又不能监督,那么皇帝无论是好是坏都只能由自己负责,埋怨不得别人。《韩诗外传》中有个故事说虢国亡,虢国国君流亡在外,一路上,他的车夫似乎对这次流亡早有所准备,国君很奇怪,问车夫:你似乎早有所准备啊?车夫说,看您所作所为,早就知道您要亡国了。国君说,那你为什么不劝诫我呢?使国家不亡呢?车夫说,您喜欢奉承而讨厌直言,我要劝诫您,恐怕我会死在虢国亡国之前!国君勃然大怒:那你说说我为什么会流亡?车夫连忙改口说,因为您太贤明了,所以流亡!虢君转怒为喜:难道贤明之人就不容于世吗?车夫说:举世皆不贤,您这位贤明之人就要流亡了。虢君悲喜 交织 ,“嗟夫!贤者固若是苦耶?”许多事都是旁观者清,虢君在位时的所作作为,指不定引起了多少人的怨恨和愤怒,可是由于专制极权,人们敢怒不敢言,最后导致了亡国。此时虢君应该有些反思了吧?不是,车夫刚一说实话就被他打了回去,车夫只能抛弃他,让这位至死不悟的君主独自受苦了。

  2 评价皇帝的着眼点

  评价皇帝与评价一般人不同,他们权力极大,“一言兴邦”,“一言丧邦”,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千百万人的生计。评价一个统治者如何,关键是看当时大多数人们的感受,这是基本的;另一点就是对于后世的影响。个人私德或无关于国计民生的行为,不是评价皇帝如何的着眼点。

  给学生讲课时,我说如果从勤政和处理政事的手腕(只是对内,不包括对外)的角度来看,清代的皇帝除了未成年的孩子以外,都能打四分以上(以五分为满分),就连西太后也是如此。她碰上了“千年未有之奇变”,如果她生在封建社会中期,以其用人和处理政事的手腕,起码是个中主。而明代的除了开国的朱元璋、第二代永乐皇帝朱棣等少数几个皇帝之外,大多数不能及格,但是由于明代皇帝的不作为,他们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小一些,太湖流域和东南沿海农村一些新经济因素的诞生就在这个时候。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,官员缺了也不补,甚至言官痛骂他的奏章也懒得处理,留中不发。政治仿佛停滞了,但经济社会有其发展规律,仍然发展。明末东南沿海的一些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,和东南一带士人思想的活跃,就与皇帝不管有关。

  3 千秋难说误国罪

  现在人们开口闭口就是清代的康雍乾,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刻。实际上满洲入关南侵,是以落后民族征服文化先进的民族,其野蛮的屠戮大大破坏了东南一带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明(年初北京电视台做的“北京八百年”纪念专题片中,竟称满洲入关占领北京后,马上挥师南下,消灭“南方的分裂政权”,不论从民族主义角度,还是从文明与野蛮区别的角度来看,把南方人们反抗入侵、反抗民族压迫说成是“分裂”,都是极端错误的),造成社会大倒退。康雍乾三朝的皇帝,作为个人来说都是有学问、有能力、有手腕、谙熟统治技术技巧的皇帝,但其核心就是加强专制极权,用各种方法阻止新的经济因素、社会因素、政治因素的出现和发展。康乾太平盛世里,东南一带经济的发展长时间内没有恢复到明末的水平。这些精明皇帝的严格管制措施,使得中国膨胀出的大量的人口(这与“永不加赋”制度有关),南面不能下南洋(当一些闯南洋的华侨在那里受到荷兰等殖民主义者的迫害杀戮,因为杀戮过多,荷兰统治者很担心,向清廷请罪时,乾隆竟认为出洋的老百姓都是“莠民”,这些“莠民”不顾“祖宗庐墓”,死在海外是罪有应得,荷兰殖民主义者替大清做了件好事),在东北,柳条边政策限制了国人向北方发展,结果把几亿人紧紧地控制在中原、东南、中南这几块土地上,严重限制了中华民族的发展。内部的自我发展停滞,走出国门寻找更广泛的世界的道路又被堵塞,中华民族怎么能不走下坡路?这些在当时被大多文明民族所采用的发展方略,清统治者都拒绝采用。

  从康熙元年(1662)至乾隆末年(1795),这134年中世界上发生了多少大事:1688年英国政变,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联合统治的确立;1689年英格兰临时议会发表“人权宣言”;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;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开始,1776年发表《独立宣言》,美国成立;1789年法国大革命。这个期间,欧洲在科学技术方面更是突飞猛进,而中国这三位大帝都缺少新思维。1793年英国派遣使者马嘎尔尼访问中国,请求互市,乾隆根本不懂贸易为何物,以天朝上国自居,说“天朝无所不出,无所不产,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奉送一些”。这简直是匪夷所思。人们谈到清中叶以后的统治者,常说他们“卖国”,我以为清统治者之罪不在于“卖国”,而在于“误国”。大清国是清统治者的,难道他们不爱?可是他们头脑冬烘,妄自尊大,不学习进步的文化,没有世界眼光,与洋人打交道一误再误。清统治者的预防重点在于他们统治下的汉人,汉族士人只要有一点点民族意识(如乾隆初的杭世骏),都被视为“心腹之疾”,受到严厉的打击,而西洋不过是“癣疥之疾”。慈禧很坦率地说过,“宁与友邦,不与家奴”。满洲贵族头脑僵硬程度远过于汉族士人,由这帮人控制的对外政策,不误国才是怪事。所以说清统治者的“误国”之罪远大于“卖国”,而“误国”早在康雍乾时期就开始了。

  4 好大喜功,百姓受穷

  “好大喜功”的皇帝不少。人都有好表现的本能,但普通人没有表现自己的本钱。当了皇帝就不同了,他不仅有了本钱,而且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皇帝的荒诞妄为。皇帝的“好大喜功”给他自身带来许多自我实现的愉悦,于是便乐此而不疲。所谓“大功”又是青史留名的公共事业,能给皇帝脸上贴金。可是这些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花钱,而且它是无底洞,多少钱填进去连个声响都听不到。秦皇汉武被人们吹滥了,但他们都是好大喜功的始作俑者。在此以前,亡国之君、暴君的特征是多吃多占,为政暴虐,如桀纣无非酒池肉林,炮烙菹醢;从秦皇汉武开始,亡国之君和给社会带来巨大震荡的暴君的特征多是“好大喜功”了。秦统一六国后,本来可以给中国一个大发展的机会。但秦始皇没有心思弄生产,整天到处巡游玩乐,光他那个巡游车队,没有几十万人供给给养,那是不可想像的。秦始皇还实施了几个大工程,为此他调动了数百万劳动力,修长城、修驰道,戍守南粤,戍守边塞,修阿房宫,修骊山坟墓,造兵马俑……这些工程至少征调劳动力达300万人,再加上100万的军队,近400万人。而当时人口总共不过2000多万,被征调的占全部人口的1/5,这些还都是壮劳力,家里的日子怎么过?战国时人们就称秦国为“虎狼之国”,为什么叫“虎狼之国”?除了秦国在征战中以野蛮的武力杀戮为主外,其对本国老百姓也是如此滥用暴力,大规模屠戮,用今天话说就是“反人类罪”。为什么会有孟姜女的故事产生(孟姜女故事的核心就是控诉秦统治者的反人类的罪行)?因为这是当时老百姓的感受的集中表现。

  汉武帝频繁地兴师远征,不时地登泰山封禅,劳民伤财,还好神仙之术,求长生不老药,糜费金钱。如《史记·索隐述赞》所说,“疲耗中土,事彼边兵,日不暇给,人无聊生。”汉武帝总结一生时,也说自己是“袭亡秦之迹”,把国家弄到危险的边缘,这是他比秦始皇高明的地方。文景时代数十年的积累,被汉武帝消耗殆尽。从老百姓的立场上来看,这种铸就了一代辉煌的皇帝,给老百姓带来的却更多的是苦难,他们其实不如汉文帝那样兢兢业业的皇帝。汉文帝能够约束自己,节省开支,不搞大工程,不接受贡献,与民休养生息,奖励农桑,降低赋税,除诽谤罪,删除部分肉刑,与汉景帝共同造就了“文景之治”。生活在“文景时代”,要比生活在秦皇汉武那样的时代容易一些。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给王朝带来一些转瞬即逝的辉煌,而老百姓除了为这些辉煌买单外,这辉煌又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?正如同清末怪人辜鸿铭《爱民歌》中所说:

  天子万年,百姓花钱;万寿无疆,百姓遭殃。

  作者简介:王学泰,1942年12月生于北京,汉族。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。着名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。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。2018年1月12日早上在北京逝世,享年75岁。着有《中国人的饮食世界》、《中国流民》、《华夏饮食文化》《幽默中的人世百态》、《中国人的幽默》、《燕谭集》、《多梦楼随笔》、《偷闲杂说》、《水浒与江湖》、《重读江湖》、《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》、《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》、《中国饮食文化史》等。

转载请注明出处华夏诗文网 » 王学泰:一文道尽“皇帝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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